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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肆虐神州的“网瘾治疗”是如何在22世纪走向消亡的?

作者:   /  2018 年 12 月 16 日  /  还没有评论

 

作者:Simon Lee

作者:Simon Lee

 

在人类文明早已完成信息化的23世纪,对于过度使用沉浸式虚拟设备等信息技术产品的现象早已存在多套应对方案。

例如“社交空间填补”——心理疏导、增强现实社交辅助相结合,大幅拓展目标对象的现实交际圈,达到平衡现实和虚拟需求目的。其他方案包括“成就感填补”“教育方案修正”甚至看似无关的“就业/再就业指导”等。这些方案旨在探求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并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涉及监护人失职情况,国有抚养机构会第一时间介入,强制剥夺监护人抚养资格。

但在21世纪初的中国,这些原因曾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两个字:“网瘾”。

顾名思义,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民众认为:网络乃至信息技术本身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儿子/女儿荒废学业、丈夫/妻子不顾家庭和事业,在当时更多会归罪于网络的存在,而非监护人失职或缺乏社交空间。这种在23世纪看来荒诞不经的观点,在当时曾大行其道。

正如历史上的很多思想文化运动那样,“网瘾治疗”的消亡也并非由于它的错误被大众认识,而是由于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现实影响。荒诞的是,这种现实影响同“网瘾”本身及其在21世纪初引发的社会话题基本无关。

一、“网瘾治疗”的社会背景

在21世纪初的中国,信息化第一次通过个人电脑(PC)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办公无纸化、数字化对成本控制的积极影响,推动企业和政府大批采购个人电脑。而为了培养信息技术人才,2000年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明确规定有条件的中小学应开设“信息技术课程”。相比各地中小学统一集中采购个人电脑的订单,这一规定还有更加深远的影响:让中国的青少年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信息化。

虽然这一举动可以用“科教兴国”方针来解释,但可能还有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原因: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特殊作用。

互联网,在20世纪末的中国是不折不扣的“高新技术”。当时中国的顶尖大学均有成规模的内网讨论版,“天涯社区”等简陋的文字论坛曾代表信息技术的前沿。尽管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的中国相当不平静,但90年代总体上却比80年代平静得多——在网上激昂文字之后,年轻人在现实中闹动静的欲望会低得多。21世纪的发展,基本延续了20世纪末的趋势,却并非通过文字论坛这种形式。

网络游戏——作为信息化的产物之一,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现实中的聚众斗殴演化为服务器中的两军对垒,冲突第一次在不毁坏现实财产的情况下促进了经济增长。虽有反复,但中国网络游戏的营收在21世纪初堪称高歌猛进,连带着政府税收也迅猛增长。

促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教育模式的问题和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

首先是教育模式:21世纪初的中国,对青少年的教育主要由家庭、学校两方面负责。家庭方面,中国当时仍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外出打工或加班是父母双方的常态。加上他们对过去教育理念的生搬硬套,青少年在家中经常得不到足够的关爱。在那个时代,青少年渴望引起父母的肯定甚至注意,为此会做出很多出格举动。若是父母依然对此熟视无睹或仅进行打骂,青少年便会从其他渠道需求认同感。

至于学校方面,仍然延续着20世纪末的教育方式和课程结构,未能针对21世纪初早已大变的社会情况进行调整,导致对青少年吸引力大幅下降,甚至被他们认为是“洗脑”。这导致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都无法获得足够的认同感和成就感,自然会寻找替代渠道。

其次是贫富差距:21世纪初的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西方主导经济体系中的新人。而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往往会放松劳动保障政策并架空工会,在劳资矛盾中有意无意地站在资方一边。这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数工薪阶层未能享有足量的发展红利。由于收入微薄,他们需要新时代的廉价娱乐。

青少年需要认同感和成就感,工薪阶层需要廉价娱乐,而网络游戏恰恰兼具以上两点。况且,认同感和成就感在工薪阶层中也十分缺乏。

虽然当时的网络游戏在23世纪的当下看来更像是“为了赚钱随便做出来的小程序”,但相较以往娱乐手段仍是革命性的:读小说时,你不能决定故事情节的走向,若是遇见功力不行的作者只能自认倒霉;看电影时,你不能随时和邻座交头接耳,否则会破坏全场人的观影体验。而在网络游戏中,每一个角色的成长历程都可以脑补成一出大戏,同时这出戏还是玩家自己“撰写”的。游戏中的玩家可以用角色身份互相攀谈,更可以在游戏外就其他话题谈笑风生。相比动辄60元一张的电影票,网络游戏最“贵”也不过是30元4000分钟的计时收费点卡,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游戏“免费入场”,通过售卖道具盈利。最后,虽然个人电脑的价格在一般家庭看来依然较为高昂,收费低廉的网吧却已在城镇中大批开张,搬开了网络游戏与普通人间最大的一块绊脚石。

网络游戏的红火,映射出了中国的两大问题。贫富差距在当时的高速发展中并未引起太多重视,倒是教育模式方面的问题为网络游戏招来了无妄之灾。

二、“网瘾治疗”的实质

我躺在了一个黑色的床上,7个人按着我,4个人按腿,2个人按手,一个人按头。他带着微笑说:“别紧张,测试一下。”

一波电流下来,大概7秒左右,我马上屈服,疼痛感相当于做手术不打麻药。就好比死刑的时候给你身上一枪,血流如注但是死不了的感觉。我当时说我想死,这让他很不满意。他说既然你连死都不怕,那我们继续。

再一波下来,我就说我以前做的有多不对,打爹骂娘,为了玩游戏要杀父母,怎么样的。这当然都是夸大,只是为了让他听起来舒服,好把电流停下。

然后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要做多久,3600秒,现在才20秒。

这种惨无人道的私刑,出自当时某著名戒网中心“学员”的回忆。

21世纪初的世卫组织,曾将“网络游戏障碍”列为一种精神疾病,并制定了详细的认定标准。但网络游戏障碍不以网络使用时间为标准,网络聊天、网络下载乃至浏览网络违禁内容等,更不是网络游戏障碍。换句话说,哪怕是21世纪初的医学界,也不认为“网络成瘾”真的存在。

上述引用内容出自保存至今的21世纪初网络资料,而作者并非真的游戏成瘾。在这篇残缺不全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把事情的真相拼个七七八八:

我开始开网店,那时候网店特别赚钱。但是我的爸妈很反对…让我找一个稳定的,干体力活的工作,因为“每天运动对身体好”。

那段时间,我爸生意不景气…有一次,可能喝了酒,看我在电脑前,从厨房扔过来一把菜刀正中显示屏。我下意识一歪头幸免于难,然后推了一把椅子,他就说你小时候那么听话,现在开始会打爹骂娘了。

逢年过节,我爸我妈把我黑的一无是处,经常说:人只要摸一下电脑,脑子就会出问题…我说我在开网店赚钱,可没有任何亲戚信我的话。

我妈说,临沂有一个亲戚得了重病,时间不多了…然后我就跟着去了,确实是一个医院,可进去以后就有一群人围着我…

哪怕在当时,这种实质上的私刑也引来诸多非议。某医学机构账号曾直截了当地表示:电击疗法治网瘾这种蛮横一刀切的,假借治疗之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侵犯未成年人的行为,还是尽早消失于世间为好。

可为何还有那么多父母认为,这种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实质私刑是正当的呢?

首先,通过互联网这一全新媒介,青少年第一次让自己的交际圈彻底脱离父母的认知范围。传统的邻里聊天被网络聊天室和公会语音频道取代,家长里短则被各种网络话题替代。青少年在日常交谈中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网络热词,而这些热词更新换代的速度远远超出父母一代的理解能力。由于认同感、成就感的刚需无法满足,青少年越来越不重视家庭和学校,导致父母关系和学习成绩越来越糟。在父母眼中,这些孩子集“不听话”和“没出息”于一身,堪称无药可救。至于“罪魁祸首”自然是——网络游戏。

在23世纪的角度看,这种想法不仅荒诞,而且充满了讽刺:恰恰是父母和学校——尤其是父母的失职,才导致这种情况频频发生。

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需求,本质上是对认同感和成就感的需求。若是家庭和学校能够针对性地制订培养方案并随时修正,是很容易满足这种需求的。但常见的情况是:同样是考了60分的孩子,当时的大多数父母会要求“下次考满分”,而网络游戏只要求“下次考70分”。如果说网络游戏的“激励曲线”堪比工业化流水线作业,大多数父母制订青少年培养方案的水平则连手工作坊都不如。加上父母和学校的观察角度有别,双方的培养方案也可能并不一致,更导致双方白白浪费很多时间去磨合。青少年获取知识和塑造三观的最佳时机,就这么在过时、低效乃至自相矛盾的培养中浪费掉了。

不可否认,那些“为了赚钱随便做出来的小程序”在如今看来也有很多仅着眼于盈利的诱导性设计。但在那个时候,青少年对于父母的信任总体上仍远超网络游戏。若非他们一次次因为不切实际的目标求全责备,或对青少年的需求反复视而不见,不至于把那么多青少年推向网络游戏。

就算不考虑如今国有抚养机构的成长教育系统和机器伴侣,当时的很多父母怕是连个人抚养资格认证都无法通过。但在21世纪初的中国,当父母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考试。“网瘾治疗”,正是因家庭抚养水平泥沙俱下导致的惨剧与不公之一。

“网瘾治疗”在大撕裂中同很多教育问题一道,让位于新计划生育产生的争论。若不是“22世纪共和国第一大案”,它怕是只能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边缘课题了。

三、微增长

在聊案子之前,让我们把日历翻回21世纪末,以色列将可控核聚变技术在六国集团内部交易的时刻。

在挖空地球之前,人类终于用可控核聚变掀掉了能源天花板。在中国获得全套技术的同时,一份当时堪称疯狂的提案摆到了中国政府的办公桌上:“引渤济疆”工程。

“引渤济疆”工程除了字面意义外,还包括一系列项目,其中最知名的两个是“渤海水入陕西”和“河北地下漏斗填充工程”。在拥有近乎无限的能源后,这个疯狂的工程配合聚变能源海水淡化设备竟然实现了一鱼几吃的效果:改善渤海水体环境、修复河北地质环境、优化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以及——掀掉新疆乃至中亚的资源天花板。

从一穷二白到家财万贯,又旁观了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七年动乱”,中国人坚定地认为“共同繁荣”才是长久之计。相比几乎成为“世界工厂分车间”的东南亚,中亚的经济增长一直不算突出,毕竟资源天花板横在头顶。偏偏中亚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油气和矿物资源,在维持当地人民生活之余更吸引了外部势力和极端主义分子,把中国的西北周边搅和成一锅粥。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中国政府一直苦求长治久安之策而不得,直到可控核聚变带着“引渤济疆”一炮轰开资源天花板为止。

建设乌鲁木齐贸易中心——这意味着中国东西部经济格局的重塑,更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哪怕经济效益要等几十年才能初步显现,看到预期的资本也纷纷涌入“引渤济疆”中西部相关地区,更多则在乌鲁木齐提早布局。伴随着渤海边第一座海水淡化设施的开启,相关项目在资本市场上风头无两,被各路投资方热捧。

与之对应的是,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资金紧张——不仅是因为企业抽取流动资金布局“引渤济疆”,更包括中央为“引渤济疆”布置的对口转移支付任务。聚变堆并网发电让电价大幅下降,却令大量煤炭相关产业失去增长点,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关停并转和人员安置同样需要资金,部分抵消了电价下降带来的积极影响。所有航天器和外空、月球、火星设施都需要换装聚变堆,对安立柯贸易的前期投入更是一笔巨款。华夏信仰工程与外国移民带来的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加剧,同时行星际殖民持续巨量投入却只能获得不成正比的收益,加上翡翠资料解读在21世纪末骤然提速以及新计划生育相关配套的推行,中国的人才和产出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这些巨型项目之中,而它们在短期内无法产生多少经济效益。

于是,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经济看起来热火朝天,劳动者收入的提升速度却远不如预期。不少产业链被掐头、去尾或拦腰截断,导致许多企业破产或重组。这种前所未有的矛盾现象被中国经济学界命名为:微增长。根据当时的公开资料,中国领导层对微增长的持续时间判断为“二十到三十年”。

幸运的是,微增长只持续了十五年左右。不幸的是,十五年足够闹出点大动静。

四、“发展文创产业”与“科教兴国2.0”

在未来预期不佳的时候,人们都会找些东西填补自己的空虚、遗忘自己的无助。这个担子曾压在烟草和酒精上,也曾压在小说、音乐、评书、相声、广播剧、电视节目和电影上。

现在,轮到网络游戏了。

当时执政的是中国共产党,其合法性来源决定了它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发展娱乐业。但“文创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类,不会受到名分上的限制——何况人民党重组的国民民主党直接以在野身份呼吁发展娱乐业。为了维持稳定,地方政府以“发展文创产业”的名义放宽了新型娱乐业的准入,部分还给予了某些激励政策。而借助世界范围的联网AI和部分翡翠资料应用近乎无偿的提供,这些地方却歪打正着,发展了一些正经的文创产业。

这些政策确实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问题——骗补贴、骗优惠等等,但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确实借此实现了一些应用层面的发展。而中国共产党为了提振这些地方的经济,再次打出了“超前教育”这张牌,把这些信息技术产品引入教育领域——以中央、地方、企事业单位共同出资的形式,政策上将其称之为“科教兴国2.0”。由于经济基础和基本盘选民同样受益,国民民主党也对提案表示支持。

高等教育对此表示欢迎,因为相关技术早已在部分实验室投入使用,现在正好普及到本科甚至专科教学。基础教育领域的反馈不一,但共同意见是:新技术将知识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力度灌输给少年儿童——地理景观的形成、化学反应的过程、生物发育的各个阶段等等——大大节约了教师精力,提升了教学效果。

国有抚养机构自然乐见其成,但这些却严重激化了家庭抚养的孩子与其监护人的观念冲突——当时人造子宫中心较少,很多地区的家庭抚养资格认证依旧流于形式。父母无法通过科学的培养计划为青少年提供认同感、成就感的情况依然比比皆是。面对青少年头上的AR和VR设备,父母制订培养方案的难度又被提高了:他们眼中的世界已经不是孩子眼中的世界了。考虑到家庭抚养的人数当时依旧过半,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巨大隐患。

果不其然,“网瘾治疗”重新借壳上市了。

五、“杰克汤普森如是说”

杰克•汤普森(Jack Thompson)是何许人也?哪怕23世纪的历史学者第一次听到也会一头雾水,最多联想到几个21世纪演员和电影的名字。但在21世纪初,作为反同性恋和反电子游戏的美国知名人物,他曾在一段时间内占据媒体的版面。

在“微增长” 时代,中国政府不得不打存量经济的主意,推行缓慢而彻底的经济改革。而在改革过程中,“旧动能”相关产业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寒冬,程度从钝刀割肉到彻底血洗都有。失业的工薪族需要一个迁怒的靶标,失势的企业家和公务员需要扳回一局。而没有话语权还处处受制的青少年,以及不会说话的信息技术产品,就成了最好的发泄对象。

“网瘾治疗”在中国引发的巨大争议,导致它在21世纪末的城镇中等收入者眼中堪称避之不及。而为已有的偏见和诋毁包上华丽的外衣,是营销学上的基本操作。于是,“旧动能”一方便从故纸堆中翻出了“杰克汤普森”,然后把中国和西方在21世纪初对“网瘾”的种种言论都安在了他的头上。看来直到21世纪末的中国,崇洋媚外的生意都有的做。

说来可笑,此人在多起针对游戏厂商的诉讼中涉嫌违规调查、伪造证据甚至当庭侮辱被告。但在21世纪末中国某些人的眼中,杰克汤普森堪称“(21)世纪初的美国良心”、“与电子海洛因作斗争的传奇律师”、“网瘾物理和精神疗法的发明者”以及“向虚拟地狱宣战的旗手”。但若仔细考证,这些说法不是张冠李戴就是信口雌黄,他本人则早已被佛罗里达州高级法院裁定吊销律师执照。

不论如何,在“杰克汤普森”的旗帜下,无能且气急败坏的父母已然聚集起来。他们的职业涵盖各行各业,居住地覆盖全国,其中以“微增长”地区和传统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数最为突出。由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当初那种实质私刑已经不能大张旗鼓地开展。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着“培训班”“训练营”“国学”“女德”旗号的各种“封闭训练基地”开始在多地发展起来。相应地,地方政府对此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默许态度——那些公务员也在为子女的教育头疼。而若是媒体对此三缄其口,再用各种地下组织控制毕业“学员”的人身自由,他们就将成为公众舆论的视野盲区。

若是往重了说,许多中国青少年在那十数年间遭遇了堪比法西斯暴政的管教。上课看漫画,最多被没收漫画书并当堂批评;电脑课玩游戏,最多被点名罚站并强制关机。可若是用VR设备浏览非教学内容,在某些地方会被直接扭送“封闭训练基地”,然后接受吃药、打针、电击等私刑和持续不断的精神暴力。就算在那些相对“开明”的地区和国有抚养机构,“封闭训练基地”也是可止小儿夜啼的存在。更有甚者,一些国有抚养机构的员工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职,会主动将培养出现偏差的孩子送到那种地方,然后将其作为政绩向上级邀功请赏——全然不顾国家吃了亏,孩子受了苦。

若是这些父母一辈子接触不到最新技术,那些青少年的遭遇可能就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时代悲剧。但在社会日新月异的22世纪初,“网瘾治疗”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落幕也算时代必然。

六、物联网背后的暗流

22世纪初,翡翠资料解读进展迅速,其应用化速度也越来越快,影响面更是越来越广。六国在当时先后提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方案,中国的方案为“万物互联,智慧城市”。

通过在城市中大规模运用当时的先进信息技术,中国政府向民众展现了当时堪称魔幻的未来城市——所有基础设施全部接入物联网,同时这些设备的端口向各大互联网企业开放。居民只需持有支持增强现实技术的终端,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城市数据中心的全套支持。同时,为了数据中心的规模效应和组网需求,相当数量的自然村和小城镇将会开启动迁进程,当地居民将全部迁入都会区工商业矩阵。而撤并那些维持成本极高的定居点后,政府会把节约下来的资源投入经济刺激政策,同时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会从根本上消除。在“微增长”时代,借助共产党执政时期经济繁荣和国力持续上升的美好记忆背书,这个光芒万丈的未来顺利成为中国社会全体民众的憧憬。

可惜,十全十美的政策从不存在。若说升级方案导致的问题乃至日后的“第一大案”,怕是要归咎到两党制下的博弈——该方案既不够“左”,也不够“右”。

说不够“左”,是因为动迁方案的善后在中国国民民主党的要求下过于依靠市场力量。将大量未完成信息化乃至工业化地区的居民迁入都会区工商业矩阵,自然要做好各种安置工作。借鉴21世纪初三峡移民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要求政府全面负责相关居民的继续教育、再就业、社区建设等。但这意味着本就紧张的政府财政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而国民民主党的经济基础也要跟着出血,最终却是共产党来收割选票。

于是,国民民主党的宣传机器全面开动,拼命夸大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反复强调“市场力量能够解决问题”,把政府包办善后的方案扼杀在提案阶段。

说不够“右”,是因为动迁方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持下,要求政府主导先一步完成搬迁和安置工作。毕竟若是按照国民民主党所说,中国经济结束“微增长”的时刻堪称迫在眉睫,那么高速增长的经济将会把那些地方的人口全部拖入都会区工商业矩阵,不需要什么政府主导。在体验过数据中心支持下的生活后,几乎没人愿意回到只靠手机、电脑和VR设备才能接触网络的地方。而政府只需逐步切断动迁地点的各种数据支持服务,再开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就可以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将人口全部引入都会区工商业矩阵。虽然这会造成客观上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阶层鸿沟深化,但这种融入方式会把矛盾通过漫长的时间和高速的增长消化,不至于引发太大的群体事件。但“贫富差距和阶层鸿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禁忌,同时共产党也需要“看得见的政绩”来获得选票。

于是,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同样全面开动,拼命夸大新城市的好处,更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这种直指社会公平的口号。借助民意,“政府主导,尽速动迁”八个字变成了事实上的指导方针。

这种看似各得其所的安排,背后却隐藏着一股暗流——民众不同认知观念的碰撞,加上利益受损者的推波助澜,全靠“万物互联,智慧城市”的美好前景才得以镇压。当动迁民众的补偿款被城市的高消费快速消耗,自身因受教育水平在求职市场上四处碰壁,孩子却因他们无法制定有效的培养方案而转向虚拟世界时,这股暗流迟早会像日珥一样喷发出来。

七、22世纪共和国第一大案

若对22世纪中国的治安案件排个号,会得到几份不同的榜单。但任何榜单的第一位,都会留给“大规模破坏国家财产案”,即“22世纪共和国第一大案”。

为了通过有利于党派的动迁方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民主党心照不宣地压住了一个话题——究竟需要多久才能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事后来看,就算按照中国式基建的速度,这个大工程也用了二十年左右才初步完成。而动迁安排在“微增长”提出的五年后,就基本完成了。

迁入的民众未能看到现世的天国,却先一步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种种不便——由于自动化设备全面普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们在求职时四处碰壁;由于衣食住行全面货币化,往常自给自足的项目都变成了开销;由于城市文娱和管理体系和自然村、小城镇差异极大,传统的熟人社会濒临瓦解,他们却没有新圈子可以融入。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子女接触了城市的教育和先进技术后,脱离父母成长规划的欲望越来越强了。

在现实生活的种种打击之下,管教后辈成了这些民众唯一的精神寄托。他们希望后辈按照自己规划的成长方案取得成功,以证明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基于片面认知规划的成长方案实有诸多错漏和不合理,而他们通过家庭抚养资格认证的原因仅仅是人造子宫中心没有铺开导致的放水。加上“老人老办法”这种妥协和进行增量操作的处理,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偏见——“国家让我父母,为什么你不听我的”。

与21世纪初的那些父母不同,动迁安置让他们的居住地连成了片,而哪怕是智能手机也让他们的组织能力空前提高。他们对孩子“不服管教”的愤懑日积月累,对AR眼镜等产品的仇视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总而言之,这个火药桶在十年间被持续不断地加上雷管,就等着一个火星把引线点燃。

2105年4月,兰州都会区庆阳中学一名张姓学生的父母被请到学校。在教师办公室中,班主任对二人禁止孩子使用VR头显和AR眼镜,致使其跟不上教学进度表示不满,希望二人配合学校工作。学生父母对此则表示反对,基于自身经验认为这些设备并非教学必需品,而孩子无法跟上教学进度是老师不称职造成的。双方的讨论迅速升级为争吵,最终班主任警告称:若二人一意孤行,将向国有抚养机构举报,立即剥夺二人抚养资格。二人闻听此言,试图闯入教学区域带走张姓学生,遭学校保安驱离。随后,班主任向当地国有抚养机构举报。

当天下午放学时,两名家长伙同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三十余人,持铁锤、棍棒、金属球棒等钝器闯入学校。学校保安见状迅速报警并试图阻拦,遭到钝器袭击,迅速失去行动能力。他们闯入教学区域后,使用钝器破坏课桌上的VR头显、AR眼镜和嵌入式触摸屏。期间两名教职工试图阻拦,同样被钝器袭击,失去行动能力。随后,他们用钝器破坏会议室大门,将正在参加教学研讨会的张姓学生班主任拖出毒打,令其全身多处骨折,当场昏迷。将其他参会教职工赶出校园后,他们开始破坏一切带有指示灯、仪表盘等“联网”迹象的设备,包括学校直饮水处理机在内的大量公共财产被毁坏。最后,张姓学生的父母返回家中,用剪刀插入其双眼,叫嚷着“这样你就不会再上网了”。

同一时间,国有抚养机构宣告剥夺监护权的工作人员到达张姓学生住处,遭遇二十余人持械包围。工作人员亮出国家公务员身份并说明情况时,被砖块击中头部,当场昏迷。随后,这些人纠集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数十人,分多路在工作人员供职的国有抚养机构门前集合。用汽车撞开大门后,他们持铁锤、菜刀等威胁、殴打保安和职工,同时着手破坏抚养机构的机器设备。

根据事后整理的卷宗,这些参与者并非都与张姓学生父母有直接关系。他们的身份包括下岗职工、无业游民和低收入职业从业者,相当数量的人由于各种原因被剥夺了抚养资格。若说有什么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无法妥善处理下一代因接触先进技术产生的家庭矛盾,进而下一代“不听话”的愿意归结于先进技术,即他们口中的“网瘾”。而通过封闭训练基地延伸出的“别动队”之类地下组织,庆阳暴乱的消息绕过了新闻管制,迅速传播到所有“微增长”地区,进而波及全国都会区。

第二天上午,潮汕都会区汕尾中学决定召开家校沟通会,对坚持要求教学过程中不能使用信息化设备的家长做思想工作。但获知消息的家长们早已对教学中使用这些设备的行为怒火中烧,决定“按照庆阳的方式解决问题”。两广地区宗族械斗的传统重新被从基因中激活,三十余名愤怒的家长持械破坏了学校大批机械设备并重伤多名教职工。

汕尾的消息再次绕过新闻管制后,其他地区的家长也开始蠢蠢欲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被强制剥夺抚养权的人、看不到希望的动迁居民们集结起来,在各个学校、抚养机构无差别破坏所有看起来能联网的东西。12小时内,暴乱迅速扩散到全国多地。愤怒的父母们拿着各种工具冲进学校和国有抚养机构,毁坏一切他们能看到的机器设备,还有人趁乱顺手牵羊。在个别地区,城市中完工和未完工和物联网设备也成了目标,甚至出现了通信基站被工程机械破坏的事件。

虽说他们装备的来路确实蹊跷万分,但当秩序几乎荡然无存时,没人会考虑那些用孩子煽动自己搞破坏的言论是否别有用心。再者,当暴乱发展到一定规模,驱使他们继续破坏的就是恐惧而非愤怒——若是秩序恢复,他们都难逃公检法的制裁!

当天晚上,全国联播新闻全文播发《关于严厉打击针对教育和抚养机构犯罪活动的决定》,落款为公安部、教育部等多部委。在此之前,公安、武警全面介入,个别地区甚至出动军队实施宵禁和交通管制。在镇暴无人机、治安飞艇、声波镇暴阵列、高压水枪等装备的驱散下,主要袭击群体被打散,一部分参与者被当场抓获。但由于天网系统被部分破坏,标定逃逸者路线的行动出现一些困难。即使公安部发布悬赏通告,预计仍需3-5天才能定位所有逃逸者。

此时,各地公安部从各个新媒体平台接到大量群众线索,大批高清晰度的无人机航拍、手机照片和摄像机录像被上传至公安部全国统一网络接警平台。各地都会区警方迅速将这些线索进行初步筛选并接入警务AI系统,在两天内锁定并抓获所有逃逸者。

次日,全国联播新闻播发《关于坚定不移推进科教兴国2.0战略实施的决定》,并播报了一条“清理违法违规民办教育机构”的简讯。在后续长达半年的审判中,所有参与者均被判处长度不等的刑期,十几名主要煽动者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无一缓刑。同时,所有参与者均被剥夺抚养资格。

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22世纪共和国第一大案”,就此落下帷幕。

八、尾声

“第一大案”导致大批公务员被撤职查办或引咎辞职,引发了中国政坛的大地震。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民主党在共同善后的同时,对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争论不休,后一同沉默。

“第一大案”未被判处死刑的参与者,大多被关押在蒙古、西伯利亚自治区,或发配至地外殖民地参与义务劳动。这对传统家庭观念造成了致命一击,间接促使走婚制逐渐发展起来。

这还间接导致职场上空出了相当一批职位,缓解了部分微增长地区的焦虑情绪。“社交空间缺乏”等心理咨询方案开始占据新闻版面,家庭抚养资格认证标准也迎来了一波修订。

随着时间推移,翡翠资料解读和应用化不断推进,新计划生育相关配套也日渐完善。“第一拉动”逐渐成形,其他大型工程的经济效益也逐步显现。巨大的经济收益让中国彻底摘掉了“微增长”的帽子,开启了又一轮经济繁荣。

而“网瘾治疗”,也正式成为一个学术界都很少讨论的边缘话题了。

 

作者:孟阳明-7201

编辑: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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